2025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再次为澳门拉响警报：新生婴儿共1,421名全年新生婴儿人数预计将跌破2024年已经极低的3,607人。这个数字，意味着澳门未来正以每名妇女将小于0.58的惊人低度，稳坐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冠军」宝座。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岚此前在立法会的警告言犹在耳——澳门将在五年内正式进入「超少子化」阶段。这不仅是数据的警示，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预警，揭示出经济补贴与政策鼓励在根深蒂固的社会心态与结构性困境面前的无力。

要理解为何每月1,500澳门元的生育补贴乃至各种家庭友善政策均告失效，必须深入探究澳门Z世代（约生于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的集体心理图景。

这一代人在「核心家庭+外籍家佣」的典型模式中成长，作为家庭关注的唯一中心，他们是「被照顾者」，却极少机会学习成为「照顾者」。他们亲眼见证了父母为育儿付出的巨大代价：个人生活的消亡、长期的疲于奔命以及在狭窄居住空间中的孤立无援。这种成长经历，在他们潜意识中刻下了一个牢固的等式：生育 = 失去自由 + 承受压力。

与此同时，Z世代是个人主义与数字化生存的原住民。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构建的「理想生活」範本是精緻、有序、可控的，而养育孩子则意味着混乱、噪音与无限的责任。这种「审美上的不兼容」，使他们在情感上对生育产生了根本性的拒斥。对许多Z世代女性而言，高等教育的洗礼与职业生涯的追求，更让她们无法接受传统性别角色所带来的自我牺牲。

「不儿童友好」的社会生态系统

澳门的社会环境，从物理空间到竞争逻辑，正在系统性地「劝退」生育。

在物理层面，城市化进程催生了对「安静」与「秩序」的极致追求。商场、餐厅、公共交通等公共空间对孩子的哭闹与奔跑容忍度极低，无形中传递出「儿童不受欢迎」的信号。在社会层面，由升学主义主导的「投资型育儿」模式，让Z世代自身就是恶性竞争的产物。他们深知在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战场上养育后代的巨大成本与精神损耗，从而理性地选择「不开始，就不会后悔」。

澳门的超低生育率，是本世纪初特定社会文化孕育出的「苦果」。压垮生育意愿的最后一根稻草，并非单一的经济压力，而是由家庭结构变迁、个人主义兴起、竞争性社会生态与宏观环境不安共同编织的一张大网。企图逆转这一趋势，绝非依靠更优厚的生育津贴就能实现。它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文化重塑：从建设真正「儿童友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到反思并改革功利主义的教育竞争模式；从推动企业落实真正的家庭友善工作制度，到在社会层面重建对家庭与养育行为的价值认同。这条路远比开支票困难，但却是澳门面对这颗「计时炸弹」唯一可能的出路。

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青委副主任黄旭华